為什麼大屠殺前南京鎮府沒有通知全城百姓撤離

此文转自1024,感谢原作者,转此文是给大家看下危难来临时个人选择的艰难,早做准备多赚钱。

題主問的是南京城陷之際的百姓撤離問題,但可能最需要梳理的卻是抗戰爆發至南京淪陷這一段時間內的行政機關、學校、廠礦和普通百姓的內遷情況。惟當了解了這個大背景,才能再結合南京保衛戰時的曲折,對最終城陷時的情形有更真切的理解。

實際上,南京居民(含各類機構、社團、企業、商戶、學校等)的撤離從抗戰爆發開始就陸續有之,11月中下旬以後達到高峰,而這種撤離並非獨立於政*府行為――也就是說,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主動組織過民間機構和百姓的內遷,儘管在執行層面上存在種種問題,但最終政*府行為和百姓自發行為的合力,還是得以讓南京市(含郊縣)的居住人口在半年內(1937年6月到12月初城陷之前)從101.5萬(據“南京市政*府關於分發本市生死統計表訓令“)減少至約50萬(不含由外地進入南京的難民和參加南京保衛戰的士兵),而許多學校、企業也在這個過程中得以遷至後方、保存血脈。

淞滬會戰爆發之後,日軍開始對南京及其他江浙地區進行轟炸,在這一時期就開始有單位和個人有計劃地撤離,其中一個典型是南京大學的前身國立Z×Y大學。中大在八九月連續遭到日軍轟炸,校舍受損,由此開始西遷計劃,並於10月初呈文請示教育部,獲准后組織師生遷往重慶,附屬中小學也隨之遷出。但在那個階段,內遷是零星行為,並沒有形成規模,最重要的原因在於上海戰事尚未明確:淞滬會戰初期國軍曾一度佔據主動,而空軍的努力(如8.14筧橋空戰)和防空的組織也在一定程度緩解了人的憂慮。

到11月12日上海失守,情勢急轉直下,國民政*府綜合各方考慮決定遷都,並發表《國民政*府移駐重慶宣言》。從這時開始,南京的內遷便是有組織、成規模的了。政*府機關不必說,南京各學校接到撤退令后開始組織師生西遷,僅有一些學校留下個別教職人員看護學校財產,而這些留守者中有一些則參與了後來國際安全區的籌備和管理,比如金陵大學的貝茨教授和金陵女大的明妮魏特琳(華小姐)。師生的撤離也同時解釋了為什麼在南京城陷之時,國際安全區得以利用金大、女大和金陵中學的校舍為難民提供庇護。企業的內遷相對複雜。當時國民政*府困於財力,無法對全部內遷企業進行補助和扶持,除重點資助軍工相關的企業外(比如金陵軍工廠),對其他民用工業主要採取減稅、貸款、協助運輸等方式來激勵內遷。其時的國民政*府並不強勢,對私人企業沒有太大控制權,可以督促,卻難以強制,因此內遷更多是企業自己的選擇,而一些私人企業考慮利潤,對內遷並不積極。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企業不走,企業主不走,仰賴於企業的工人更無法走;而隨着戰事逼近南京,企業主有財力保障可隨時逃難,普通工人卻被遺留下來。

接下來說說普通人的去留。先說政*府行為。國民政*府11月中下旬動員各方內遷、同時投入警$察憲兵等勸說、督促普通民眾搬離;南京淪陷前夕,外籍人士籌建國際安全區保護無力撤離的難民,南京市政*府給予了積極協助,包括提供3萬擔大米、一萬擔麵粉、10萬元現金和450名警$察;而對內遷的難民,政*府在沿途的一些縣市組織了難民所,負責發放難民證和少量路費,同時也鼓勵慈善組織(如紅十字會)對難民進行扶助。但在具體執行層面,政*府方面對內遷難民的救助是失力的,所能資助的路費極為有限,而一些地方也出現地方官員臨敵時擅自脫逃的情況,留下百姓和難民、無人照應。再說普通人的決定。在當時,底層民眾很難下定撤離的決心,因為對尋常人家而言,內遷是極為艱巨的工程,需要克服無數的困難。聞一多在1937年7月的家書中寫道:”我自己出門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帶三個小孩,一個老媽,我幾乎無此勇氣 。“聞先生當時是清華大學教授,經濟屬於中產以上,尚且對去留存有猶疑,何況普通百姓。困難之一是背井離鄉:這一去,就是把自己的田園家業全部留在腦後,而前方又很可能舉目無親、衣食無靠。簡單聯想一下,要讓此刻的我們或父母離開一輩子掙得的房子,去到一個陌生之處,有多少人能心一橫做出決定?更何況當時的家庭規模比現在更大,一家人往往有老有小,逃難何其不易。實際上,就是那些出逃的普通家庭,大多數首選的去處也並非西南大後方,而是南京近郊或安徽這樣地理臨近、有親友可供投靠的地方。另一個困難是費用。抗戰爆發之後,華北難民南下、上海難民西遷,交通資源十分吃緊。在這種狀況下,內遷要麼是重價求得船票車票(到後來受戰事影響甚至一票難求),要麼是完全依靠腳力,而無論哪種,長途跋涉都要求充足的經費,哪怕步行也需要負擔吃住。據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老人回憶,自己的家庭就是平常間日子過得去、不愁吃穿,但沒有多餘的錢逃難,所以留在了南京。親歷淞滬抗戰的阿壠在《南京血祭》里也寫過一則故事,南京保衛戰前夕,憲兵們奉命督促轄內區域的居民撤離南京,因為之後就要放火燒毀那一帶的房屋(焦土抗戰?),一個憲兵費盡唇舌,還是剩着幾家死也不搬。其中一家,一個寡婦,指着屋裡卧病在床的婆婆和幾個小孩問憲兵,我怎麼搬?――說這些,是因為感覺我們有時對歷史的細節存在一種宏觀的、后驗的想當然,似乎很多事情可以在振臂一呼后自行解決。但實際的細節比想象要曲折和複雜得多。底層民眾需要在去留間抉擇,而撤離,最可能的命運是流離失所。也許有人會說,“命都快沒了,還怕什麼無家可歸”。可這是因為我們站在了南京大屠殺發生之後的時點。還原到當時,在1937年11月的時候,上海由於多種原因並未發生大屠殺,日軍進軍沿途的零散暴行無法準確、快速地傳遞到南京城內,同時外籍人士也成立了保護難民的國際安全區,這樣一來,無力負擔撤離的人選擇留下並不是難以理解的事,而我們也不應該以事後經驗苛責於人。

由上述種種可以知道,實際上在南京保衛戰爆發前夕,有條件走又願意走的差不多全都隨政*府撤離了(這就是為什麼至12月初南京居民已經減少50萬人),而留下的,有個別人是有條件走但不願走的,這些人或是眷戀故土,或是奉命行事(比如被劃撥給安全區的450名警$察――他們後來被日軍屠殺,成為遇難同胞的一部分),或是出於道義且人身安全有一定保障(比如留在金陵女大、協助管理女大難民營的程瑞芳女士,時任世界紅d字會(慈善組織)副會長的許傳音博士),或是親日派(大多有留日背景)。但這些情況在全部留守者中比例極少,真正的大多數,正是無處可去,又或者還在最後搖擺的普通人。而可以說,當這些人錯過了11月的大撤離而留在南京,他們的命運就已經決定了――再往後,已經不存在政*府是否通知撤離的問題,而是根本無路可逃了。

敘述完這樣的背景,後來的事情也就容易說清了。12月初日軍抵達南京近郊,南京保衛戰爆發,關於此役有很多資料可供參考,就不再贅述。只說一些和難民撤離相關的。當時日軍從東、南方向進軍,而南京城西北的下關可算唯一撤退方向,但又有長江阻隔,撤退的工具最主要就是渡船(印象中,下關火車站因為日軍空襲和運兵等因素,對普通乘客已經停運,但一時找不到這段資料了。存疑)。時任衛戍司令長官的唐生智為表死守決心,在戰中收繳渡船,而通往下關的出口挹江門也在因戰時需要而被完全封堵,由督戰的36師負責扼守。12月12日,南京外圍的紫金山、雨花台防線已被攻破(國軍在這兩處的抵抗十分壯烈,僅說雨花台,6000守軍傷亡殆盡,殉國軍官包括兩名旅長、三名團長和11名營長,連級以下不可計數),沒有進入安全區又最終決定逃難的民眾往下關方向聚集。12日傍晚,衛戍司令部決定讓殘餘守軍撤退,卻又在下達撤退命令時犯了致命錯誤(我在另一個回答中提到一些,就不再在這裡重複了南京大屠殺和我有什麼關係? - 顧嘉音的回答)。最終下關火車站有一列火車運走部分軍民(沒有查到為什麼突然增發這班車),卻在中途遭到日機轟炸,而江邊無船可用,一些軍民拆掉附近房屋的門板當竹筏、甚至用木桶、木板等工具,試圖渡過入冬的長江,江面又有日本汽艇封鎖,結果可想而知。沒有強渡的軍民一些在挹江門外被趕到的日軍俘虜,而倖存的殘兵和難民則退回市內,其中一些進入國際安全區求助。

這就是目前所能想到的線索,希望能對題主有所幫助。其實最想說的還是前面說到的那一點――我們不宜用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去俯瞰歷史的細節,理解的前提是了解,而了解,不僅僅是要觀察骨骼,很多時候,也是需要進入到那些血肉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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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日
再補充一點資料,剛才翻到的,摘自約翰馬吉牧師(時任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給妻子的信,提及的事件根據上下文推斷,應該發生在12月9日至12月13日(淪陷)之間:

“碼頭上有數以千計的人,有些人在那兒等着過江已經幾天了……前一天費吳生(喬治費奇,安全區副總幹事)和我向代理警$察局長建議,讓他們設法遣送這些人過江。我很高興地看到渡船在運送傷兵之後,開始送他們過江,但昨天我聽說仍有約1500人在等着過江。”

這可以輔證:
其一,某答案所說因為唐生智信誓旦旦和南京共存亡、居民就放心地不逃走的,完全是想當然。
其二,在南京陷落之前的幾天,還有臨時增開渡船運送傷兵和居民到對岸。但另一方面,船隻的數量不夠將所有人送走。
其三,唐生智下令收繳渡船,很可能是發生在12月9日左右,而不是某答案里所說的“11月中旬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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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
補充一點,兼回答 @書生 的設問:南京保衛戰中銷毀渡船、唐生智表示南京死守,這對保衛戰之前底層居民決定留在南京有多大影響。

其一,他說"11月中旬后,國民政*府調動十數萬大軍保衛南京,切斷了下關到浦口間的渡輪;並銷毀一切民間的船隻“這句話在對時間點的敘述上非常曖昧,有誤導人的嫌疑。唐生智是11月20日才被委任為司令長官的,而南京政*府宣布遷都也是在20日,之後還對尚未撤離的普通居民做過動員,由此可知,銷毀渡船不可能發生在11月下旬以前,發生在11月底之前的可能性也很小(11月20日才宣布遷都動員撤離,幾天之內就毀船?),而更有可能發生在南京保衛戰初期(12月初以後)。看到有說銷毀渡船是12月8日,日軍佔領南京外圍陣地之後,從前面提到的馬吉牧師的信件來看,這個事件點非常有可能。無論如何,說”11月中旬以後“是不準確的,很像是故意誤導,給人以南京市民退路早就被斷絕的錯誤印象。這完全不符合事實。

其二,唐生智對新聞媒體表示的死守,是否能促使普通人在尚有逃難機會和逃難能力的時候決定留下。我覺得不妨先詳細看看11月20日(宣布遷都)至12月初(開戰前)這段時間,南京市內的普通人所能感知的狀況: 日軍地面部隊步步緊逼,而空軍已經轉為進攻式空襲,空襲密度大大增加,不分晝夜,空襲警報在半夜也時常響起。而空襲不僅轟炸軍用設施,民用設施被炸的報告並不鮮見,甚至南京中心地帶的新街口都遭受過轟炸,當時全國頂尖的大華大戲院成了殘桓斷壁,而普通民眾在空襲中遇難的情況也時有發生,僅8月15日至9月30日,南京城鄉就有192人在空襲中喪生,255人受傷,營房損毀545間,瓦房952間(”南京市城鄉各區敵機空襲損傷統計表“),而這段時間空襲的強度還遠小於11月(11月未有統計資料)。同時,參加南京保衛戰的多為淞滬會戰的殘部,市民每天可見的,並不是光鮮的十萬大軍,而是疲敝之眾、三成以上的新兵、下關火車站候車室里缺胳膊少腿的傷員,以及從上海和無錫、蘇州等地湧來的難民。而市內為準備巷戰,到處挖了壕溝、堆了沙袋,一些民房被燒毀和即將被燒毀(謝謝 @流浪暹羅 的指教),和被炸毀的房屋一樣冒着黑煙。 更重要的是,數月以來不斷有居民撤離南京,到11月中下旬達到高峰,一個留在南京的居民,他看得見中山北路到下關一線的擁堵,看得見道路兩旁日益空曠的住房,看得見停工的廠礦和關門的商鋪,看得見他的左鄰右舍在搬遷或猶疑。――這些就是當時的普通人所面對的景象,他們對山雨欲來的感受是切膚的,比紙上談兵的我們要真切得多。在這種背景下,一個有條件逃難的人,真的會僅僅是因為唐生智對新聞媒體放下的話(且不說當時還留守的普通人有多少有渠道收聽廣播、看報紙,也不說底層人民的識字率使得多少人有了報紙能看得懂)而認為南京城能守得住、並且因為認為能守得住而決定留下來?――我很懷疑。

其三,一般認為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統計口徑,絕不僅限於南京城牆內的普通市民,還包括大量在南京淪陷后被俘虜和屠殺的士兵,以及大量南京城郊的居民和臨時來此避難的難民(差點忘記說這一點,謝謝 @海藏 提醒)。如果說南京保衛戰爆發后的一系列措施切斷了南京市內普通人的最後退路,那麼,城郊的居民和難民是並未受到這一影響的;同時,唐生智能否守得住南京城也並不決定城外居民的命運――但他們同樣沒有選擇繼續西遷,而是留在城郊躲避,我想,應該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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