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那些大案-中俄列车大劫案

这是和出国有关的案子,是关于一批往返于国内外的特殊群体,国际倒爷。

这件案子发生在90年代初,是建国后少有的大案——100多人被公安部通缉,60多人被判刑,29人死刑、两人无期,14人10年以上有期徒刑。

一件案子里,有这么多人被判死刑和重刑,在新中国犯罪史上非常罕见。

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些涉案人员直到现在还被通缉,未能归案。

究竟做出什么丧心病狂的事,能让29人被判死刑?我从93年的俄罗斯开始写起。

1993年5月31日,从北京开向莫斯科的K3号列车,在过了莎利亚站后,被人拉下了紧急制动阀,临时停靠在新西伯利亚的一片白桦林旁。

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赵金华,带着十几个男人跳下火车,嘴里喊着操你妈,挥舞着刀枪,向着白桦林深处追去——在他们追的方向,四个男人正在一瘸一拐的疯狂逃命。

在白桦林里,赵金华等人追上了四个因跳火车逃跑,腿脚受伤的福建人,向其中一个人腹部刺了数刀,用棒子暴打另外三人,他们离去后,当地的俄罗斯居民将四个倒在血泊中,不省人事的伤者送到了医院,并报了警。

第二天,赵金华等人在莫斯科被俄罗斯警方逮捕,2天后的6月3日,公安部收到了一封中央的密函,上面写着:

“此事令人发指,建议派得力干部去俄,尽早破案,予以严惩,否则不足以平民愤。”

这件惊动中央,令人“发指”的事,指的并不是这起伤人案件,而是整起“5·26特大抢劫、强奸案”。

1993年5月26日,在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上,从5月26日出发,至到达莫斯科的5月31日,6天6夜行程里,车上的乘客分别被四伙匪徒轮番洗劫。

上百名旅客受害、20多人被打伤、3名妇女被强奸、轮奸。

车上乘客所带的大量美金、几十万卢布和人民币及金首饰等财物,被抢劫一空,合计价值人民币上百万元——被赵金华追杀的四名福建商人,正是因为被连续洗劫了两次后,不愿连回家钱都没有,才奋起反抗,用事先准备好的啤酒瓶把匪首朱兴金砸破了头。被砸伤的朱兴金,是女匪首赵金华的姘头。

赵金华看到朱兴金被砸伤,带人去砸福建商人的车厢门,在四人被逼跳车逃跑后,赵金华发疯一般的拉下了列车的紧急制动闸,带人在西伯利亚的白桦林里,上演了上面那起追杀。

列车紧急停下后,列车长和列车员都赶到被劫匪洗劫的车厢,正好遇到了追杀福建商人归来的赵金华一伙人,他们个个面目狰狞,手里拿着刀枪棍棒,列车长问是谁拉下了列车紧急制动。

赵金华当时就承认是自己拉的:“我!有人把我兄弟打成这个样子,他们跳车跑了我们得追,你们管得了吗!”

在一伙匪徒的威胁下,列车长无奈的退缩——事实上,迄今为止,这趟K3列车已经被几个团伙抢了一年多,不止乘客,列车长遭遇匪徒抢劫的事也发生过。

大家看到这儿可能有个疑问,为什么这趟列车有人抢劫,还会有那么多人乘坐呢,是因为当时通讯不方便、消息闭塞,不知道这个消息么?

其实不是,据当时的一名受害人回忆说,乘坐K3的人,基本都是倒爷,他们多少听过车上有人抢劫的风声——但他们经受不住诱惑,想要去俄罗斯赚钱,发家致富,所以宁可承担风险。
K3列车,每周三从北京发车,周四凌晨进入蒙古境内,傍晚进入前俄罗斯境内,在周一早上抵达莫斯科,一共行驶六整天。

最早坐这车的大多是出差的官员、代表团和高级干部,但随着飞机的普及和倒爷的增多,乘坐K3的主要人群变成了倒爷。

倒爷们将在中国卖不出去的积压商品换成大把的钞票——当时国内一件100块钱的皮夹克,只要带到

俄罗斯境内,就能卖700、800,而且生意火爆,人人只恨货带得太少了,往往是车还没到莫斯科,货已差不多全部出手。

而倒爷们返程也不空手而归,他们先是倒羚羊角、牛黄等这些被俄国人当做废物扔掉的东西,后来这些药材价格被炒高了,海关也查得严了,便转而倒金钻首饰、香烟、邮票和狗等,只要能赚钱的都倒。

在那个万元户还很少的年代,许多倒爷一个月就能赚数万快,跑一趟俄罗斯就能买台车。

中国第一个“首富”牟其中,就是靠此发家,他靠五十车卖不出去的罐头、暖瓶,从俄罗斯换回了四架飞机卖给了川航,从中赚取了一个亿。

俄罗斯低廉的物价,使贫穷的倒爷们成了款爷,当时在国际倒爷中流行一句话:“中国人走遍全世界,只有在俄罗斯才活得像个人样!”

因为想去俄罗斯发财的人太多,K3列车的票十分抢手,本来不到5美元的车票,在黑市被买到了七八十美元——当时许多人都叫这趟车“富贵列车”。

任何赚钱的行业都会被人盯上,倒爷也不例外——所以K3上除了“背货客”倒爷外,逐渐还多出了一些“背刀客”的劫匪。

K3上的倒爷总共分三种,最多的是北京倒爷,除他们之外,还有些福建和浙江的倒爷。

而K3列车上的劫匪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原来就不是什么善茬,进过监狱的劳教、刑满释放的人,他们出狱后无事可做,于是想通过当倒爷赚些钱。

另一种原本也是倒爷,但因为到了莫斯科后,沉迷于当地的卡西诺(赌场)和嫖俄罗斯妓女,花光了赚的钱和老本,生出了坏心,开始偷盗、抢劫其他的中国倒爷。

他们甚至编了句顺口溜——“要想dollar来得快,不如上车把门踹”。

这些心术不正或欠下赌债的倒爷们,很快发现了国际列车的一个漏洞——中国乘警在二连浩特站出境时,会全部下车,而俄罗斯和外蒙不会派乘警上车。

也就是说,北京到莫斯科这6天6夜,绝大部分时间,车上都没有警察。

这主要是由于各国警察制度不同,中国所有火车上都配备乘警,而俄罗斯和蒙古没乘警,完全是“以地保车”。

车上一旦出事,由列车员跟地面联系,当地警察根据案件性质,决定是否上车。

因为两国管理制度不同,使得K3驶出中国境内后,有一段很长的管理的盲区。

彪悍的北京倒爷们早就盯上了南方倒爷,他们先是小偷小摸,忽然发现没有警察管着后,就觉着偷不够过瘾了,于是他们开始抢劫,并且越抢越暴力,越抢越凶残。

到最后,这些匪徒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这个之后再讲。

我们先说几个犯罪团伙的主要人物。

当时列车上的劫匪团伙中,有四个团伙比较强,分别以苗炳林、牛顿、朱兴金、赵金华为首,这些团伙成员,很多在国内有犯罪前科,而且基本都是北京人。

在这些以北京男性为主的团伙里,人称“二姐”的赵金华是个异类,她既不是男性、又不是北京人,却一直混到老大的位置,成为了唯一的女性匪首。

这一切,完全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

赵金华1951年出生于东北的一个小县城,六十年代末,她响应号召,从城市到农村,成了一名知青,并在支援当地染上了抽翡翠烟的习惯。

几年以后,知青的生活结束后,二姐(赵金华)去了北京,成了北漂,她没什么手艺,只能干些体力活,从一些小厂批发一些穿的用的,拿到西单的小百花市场摆摊。

后来倒爷开始盛行,看见身边许多人都当倒爷发了财,在百花市场摆服装摊的赵金华找到蛇头,买了假证明,获得了签证,以自费留学的名义乘K3前往俄罗斯。

1992年春节过后,牛顿一伙四五人在K3上抢劫,抢到3月份,来自北京的朱兴金见牛顿抢了不少钱,还没人追究,觉得这样来钱快,也找了十几个人效仿,其中就有二姐(赵金华)。

开始,二姐(赵金华)在朱兴金的抢劫团伙中,只是个端茶倒水的小角色,后来她成了匪首朱兴金的姘妇,地位日渐上升,号称“第一压寨夫人”。

后来发生的一次事情,让赵金华在这伙匪徒们中的声望达到了巅峰——另一团伙头子,绰号“老臭”的苗炳林被俄警方抓获,她出面组织“营救”,并率先拍出三千美金。

在她的策划下,劫匪们很快凑齐了一万美金,将苗炳林保释出来。

随后,赵金华潜回国内,在白沟购买了手枪、手铐,藏在糕点内带到俄罗斯。

从这以后,她每次抢劫都腰插手枪,越发嚣张,成为了抢劫团伙里真正的大佬级人物。

二姐赵金华在劫匪圈的声望特别高,有多高呢?

我在前面写了,二姐知青的时期,喜欢上了抽翡翠烟——凡是她愿意帮忙,或收过保护费的人,她都极“仗义”地递给对方一盒翡翠烟,让对方摆在小桌上。列车上的劫匪在包厢内看到谁有“翡翠”烟盒,就会立即退出来:“这是二姐的人,别抢!”

在列车上,任何团伙的人看见包厢桌子上放着二姐专抽的无嘴翡翠香烟,都不敢擅自动手,必须先找到二姐向其“请示”并得到同意后,才能抢劫。

和二姐最亲近的,是朱兴金团伙——俩人原本就是姘头,即使在二姐独立门户之后,两个人也经常一起抢劫,

朱兴金年轻的时候,倒卖货物最远到过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倒爷里最成功的那批人,曾经也拥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在俄罗斯开了公司,还买了辆奔驰。

可是因为狂赌滥嫖,他短时间内输掉了全部资金。

趁着俄罗斯政治、治安形势混乱,他自以为在境外抢劫犯罪,中国警察管不着,俄罗斯法律管不了,继而拉着狐朋狗友干起了打家劫舍的勾当。

三十岁的牛顿,是刑满释放人员,朱兴金和二姐赵金华就是看见他抢劫,才动了拉团伙打劫的念头。

据牛顿自己写的悔罪书,他出生在北京一个很好的家庭,家里收入比较丰厚,但因为不想错过“时代的商机”,所以出国经商,1991年,牛顿来到莫斯科,被一伙心怀叵测的歹徒设圈套(推测应是最早作案的苗炳林团伙),欠了钱,胁迫他一起上车抢钱。

第一次作案时,牛顿胆战心惊,心里对受害者还有一丝愧疚,第二次、第三次,他逐渐习以为常。

到了最后,他不仅成为了抢劫团伙的老大,还变得极其残忍,1993年正月初五,牛顿在火车上抢走一男青年的三十万卢布,因为嫌钱少,他在该青年左右胳膊上各砍一刀,头部连砍三刀,并告诉青年:“今天破五,砍你五刀”。

最后一个团伙老大“老臭”苗炳林,是公安部的一号通缉犯,他是最早一个抢劫团伙的头子,也是最后一个被抓捕的抢劫团伙老大——苗炳林是几伙劫匪中当之无愧的大哥大,我在上面写了二姐赵金华的崛起之路,她之所以能成为匪首,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步骤。

1 成为了朱兴金的姘头,成为了小团伙的重要人物

2 凑齐一万美金,从俄罗斯警方手里保释苗炳林,成为了所有劫匪中的知名人物。

因为救了苗炳林,赵金华就成为了四大匪首之一,可见苗炳林在劫匪中的地位。

这几个犯罪团伙,一开始都说不上残暴——他们甚至给自己定了规矩。

北京的倒爷是老乡,不抢。

留学生都没什么钱,不抢。

抢劫官员和外国人容易把事闹大,也不抢,只抢外地的倒爷、蛇头和偷渡的浙江人,这些人身上一般都带着几万美金。

当时许多浙江人都通过蛇头,由俄罗斯一步一步偷渡到欧洲大陆,事实他们也成功了,据说现仅在欧洲的温州人,就有上百万,他们大部分都是那时偷渡过去的。

这其实挺有趣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劫匪,都是通过蛇头拿到了去俄罗斯的签证——他们花一两千美金,请蛇头在俄罗斯发个邀请函,或入学通知材料,用来办护照和签证。

但拿到签证后,他们上车的主要抢劫目标,就变成了蛇头和他们的客户。

但逐渐的,这种抢钱方式越来越困难。

一是蛇头都反应过来了,他们买通了一些俄罗斯官员保护自己,而且许多人都配了枪。

二是抢劫团伙成员越来越多,只抢偷渡客和南方倒爷,已经不能满足这些劫匪,所以北京倒爷和官员也被列入抢劫对象,犯罪开始升级。

开始的时候,劫匪会给被抢的倒爷们留下一些钱财用于购买返程车票,以及在当地的住店钱,但随着劫匪越来越多,每趟国际列车都是被几波劫匪轮番洗劫,有时一趟列车甚至会被连续洗劫五次,车上的倒爷们到达莫斯科时,都已身无分文。

除了火车上,他们还琢磨出了新型犯罪产业——抢劫在莫斯科做生意的中国商人。

当时莫斯科有三个旅馆中国人聚居地,分别叫“莫大”、“日出”和“四海”,不管是来淘金的倒爷,还是来抢人的劫匪,都住在这几个地方。

他们每天监视着旅馆里的中国住客,哪个房间新住进了人,哪个房间的中国人卖完了货,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摸清了这些商人和倒爷的底细后,他们会趁受害人卖完货后,持着刀枪冲入被害人的房间,二话不说先是一顿毒打,打到不敢反抗,然后将人捆起来,蒙上双眼,再搜刮走屋内的现金细软。

为了骗受害人开房门,他们会以找人、查房、送东西、假装老乡串门等为借口,有时甚至会让团伙中的女成员进行色诱。

抢完钱还不算完,劫匪还会收走受害人的护照,把他们掌控在手里。

倒爷和商人基本都不懂俄语,出了事也不敢报警,一时间,莫斯科的中国人人人自危,许多人卖了存货连夜回国,没卖完货的人,用厚木板加固房门,谁来敲门都不开。

在这种情况下,人性的丑恶往往会显露无疑——被苗炳林团伙敲诈的北京人李某,为了免除自己的债务,主动将劫匪们带到莫斯科的一所住宅,让苗炳林等人冲进去洗劫了四个中国南方人。

类似的情况很多,许多人为了自保,不惜出卖自己的朋友、老乡、同胞,让犯罪团伙洗劫了更多的人。
不仅犯罪方法,他们的犯罪手段也变得更加残忍,更加六亲不认——他们早就摒弃自己之前的三不抢原则,连亲朋好友也下得去手。

据赵金华团伙里的一个成员后来回忆说,有一次,二姐(赵金华)的侄子黄亚军在列车上抢劫,一个北京来的哥们儿说我认识你:“你不是小军吗?”

结果,他还是被抢了。

还有一次,一北京人仗着都是老乡,想要不交钱,结果耳朵被割了下来。

犯罪的升级,往往是群体性的,1993年3月10日,在K3列车上,苗炳林团伙成员贾小明上车时,盯上了长相美貌的孙小姐(化名)。

他化名高军,敲开了孙小姐6号包厢,和她聊了起来,从交谈中,贾小明得知孙小姐是江苏南京人,曾在某歌舞团做演员,现在南京某企业工会工作,这次去俄罗斯是出差。

贾小明对俄罗斯的花天酒地一顿吹嘘后,告诉孙小姐,俄罗斯现在治安很乱,像她这样的漂亮女人很容易遭遇到骚扰和袭击,——这让孙小姐很暖心,觉得贾小明是个好人。

获取孙小姐的信任后,贾小明邀请她到自己的5号包厢去坐坐,此时,已经是3月11日,列车驶入蒙古境内,中国乘警已经下车。

孙小姐到了5号包厢后,没多久进来了4名男子,对着孙小姐不断的开黄腔,她很反感,转身回到自己的包厢,贾小明跟进来劝她别生气,看见包厢里只有孙小姐一人,贾小明色心大起,开始对她动手动脚。

孙小姐拼命抗拒,贾小明威胁她说如果不从,到莫斯科就找人绑架她。

在威胁加暴力之下,孙小姐被强奸了。

贾小明得手后,得意洋洋地回到自己的包厢,对着一帮匪徒吹嘘,说我给大家找了一个国花,全都有戏!

经贾小明这么一点拨,钟继泉等4名劫匪开始轮流去6号包厢对孙小姐进行骚扰、猥亵、威胁,想要发生性关系,但均遭到拒绝。

3月11日晚,劫匪钟庆贺用刀撬开6号包厢,持刀威逼、殴打,企图强奸孙小姐。

此时恰逢俄罗斯海关人员上车查护照,钟庆贺未能得逞,但走之前放下狠话:“老子过了关还来!”

果然,过关之后,几名劫匪将绝望的孙小姐挟持到3车厢9号包房,对其实施了轮奸。

孙小姐忍受不了,找列车员寻求帮助,列车员却因被威胁少管闲事,并未伸以援手——在开到莫斯科的6天6夜里,孙小姐共遭十名匪徒轮奸了三次。

这件后来被称为“310特大轮奸案”的案子里,这伙来自北京的劫匪已经完全丧失人性——这其实已经预兆了后面更为恶劣、疯狂的“5·26特大抢劫、强奸案”,因为这群人已经疯了。

这群疯子当然不会收手,4月26日,南方一位停薪留职的女记者乘坐列车到达莫斯科,因在车站没找到自己的哥哥,被骗到旅馆,5名劫匪对其进行了殴打和轮奸。

5月26日,事件终于到达了高潮,K3列车从驶出国境那一刻起,就进入了匪徒们最疯狂的一场狂欢,这趟“富贵列车”,彻底变成了“厄运列车”。

当晚,K3刚驶出国门没多久,列车中部的几间包厢内冲出一伙戴面罩的劫匪:“咱他妈谁也不认识了!”

这伙劫匪分成两拔,拿着瓦斯枪、匕首等凶器挨个包厢抢劫,向旅客索要护照和财务,如果有人“不识时务”,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

他们从扎门乌德一直抢到乌兰巴托,一共抢了十几个小时,抢到了大量到现金和贵重物品。

其中有一位浙江妇女,被劫匪轮奸了两次,与此同时,她藏在糖果中的现金、首饰和护照也未能幸免,被劫匪搜刮一空。

27日中午,K3到达乌兰巴托,这伙蒙面劫匪下了车。

晚间车到伊兰站时,朱兴金和二姐(赵金华)又带着一帮人,窜上了车。

朱兴金手拿瓦斯枪,带着一个手持警用电棍到小弟,闯入两名浙江女旅客所在的包厢。

他拿枪顶住其中一人的头部,逼她交钱。

两个姑娘吓得浑身哆嗦,解释说钱都让上一波劫匪劫走
了,朱兴金不但不听,还用枪托狠狠的砸姑娘的头,于此同时,他的小弟打开警用电棍,捅到另一个姑娘的脸上,包厢里一片惨叫。

朱兴金逼两个姑娘脱光衣服,从她们的内衣中,搜走了最后的二百五十美金和护照。

赵金华那边也抢的兴起,她将一间包厢内的三男一女毒打过后,过来告诉朱兴金快点抢:“钱都他妈让人抢走了!”

朱兴金也很郁闷,这时一位浙江人出来上厕所,他追上去,用枪把打得那人满脸是血,并逼迫浙江人用方言叫开自己包厢的门。

他趁机冲进去,让包厢里的四位浙江人都跪下,反铐双手,毒打过后,把他们藏在袜子里的钱都抢走了。

5月31日,列车到达俄境内,朱兴金、赵金华一伙匪徒还没下车,另一个匪首牛顿,又带着一伙人上了车。

看到这里,你们可能会想一个问题——这些劫匪的团伙之间,就没有冲突么?

还真没有,四大匪首之间,朱兴金和赵金华是姘头,赵金华又对苗炳林有救命之恩,唯一看起来和他们没什么关系的,就是牛顿团伙。

但据牛顿团伙前成员小建回忆,1993年5月9日,他跟着牛顿从彼尔姆车站上车,遇到了另外两个团伙,牛顿带他到9号车厢找二姐(赵金华)。

赵金华问牛顿上车干什么,牛顿回答:“上车弄点钱花。”

赵金华点点头:“你带什么东西了?”

牛顿里掏出一把左轮式的瓦斯枪,赵金华掏出一把“五四手枪”,说牛顿的枪不行,得用真家伙。

两人聊了一会,赵金华给牛顿“点道”,这节车厢有一帮有钱的南方生意人。

“点道”是句行话,在K3上,犯罪团伙碰在一起,不但不会火拼,还会分工合作,有人负责和乘客搭讪,弄清楚哪些包房里钱,并向其他人说明情况,就是“点道”。

牛顿带着小建几人,拿着瓦斯枪和刀,闯进了赵金华指明的9号车厢,毒打该包厢的乘客后,强行搜身、翻行李,抢到了3600美元和3000人民币。

他们抢完钱并没罢手,把找到的衬衫、录音机、手表等一切值钱的东西全抢走。

最后,赵金华因为“点道”,分到900美元。

“526特大抢劫、强奸案”发生后,中国驻俄大使馆很快接到了大量受害者投诉。

旅客王某被打昏后,又被水浇醒,匪徒将一壶滚烫的开水倒进一个大号罐头瓶,逼他一口喝下,否则就杀了他,他喝下后,又被反反复殴打折磨,几次昏迷,最后一次醒来时,车厢里只剩下满地血迹,他的财物被洗劫一空。

旅客王某,被劫匪强迫喝下一罐头瓶的滚烫热水

发生在王某身上的事,并不是个例——这几伙匪徒,当着同行男客的面强奸女客,当着丈夫的面,强奸妻子,对抢劫对象动不动就毒打,砍断他们的手指,将他们折磨致残。

6月3日13时44分,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写了一封特级密函,通过特急电报发给中共中央,诉说这次“526特大抢劫、强奸案”。

当天晚上,公安部就收到了我开始时写的那封,由中央批示的密函,要求严查此案。

公安部在收到中央指令后,由部长陶驷驹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专案组,制定抓捕计划——他们决定兵分三路。

1 清查、抓捕在中国境内的劫匪

2 派工作组乘飞机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方面交涉,督促抓捕、协商引渡

3 组建一只秘密抓捕小组,乘坐K3去俄罗斯,看能否对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之所以要派两拨人去俄罗斯,一明一暗,是因为,中俄当时没有任何的引渡条款,谁也不知道官方协商是否能成——说不定这边儿正协商呢,劫匪就被保释,跑路了。

所以暗中派个抓捕小组,看机会实施抓捕,算是个双重保险。

6月9日,抓捕小组由北京铁路公安处的副处长程亚力带头,九个人假装倒爷,秘密上了K3。

为避免被俄罗斯方面发现,引起国际纠纷,他们没带刀枪,只带了些擀面杖、车锁之类的东西防身——万一在这趟火车上和劫匪遭遇,他们只能依靠这些生活用品。

但他们没想到,劫匪一直有眼线盯着K3,抓捕组在买票时就被发现了——劫匪互相通气后,都知道有便衣上了车,谁也没动手,所以这趟车风平浪静的到了莫斯科。

不仅在国内被盯上,在莫斯科,抓捕组的成员也被监视着。

劫匪的人每天都在大使馆外盯梢,看进出的是否有新面孔,是不是北京来的警察——抓捕组想要出门查案,只能从大使馆后面翻出去。

没当地警方帮助、又被人盯上,抓捕行动很难展开。

组长程亚力决定不走寻常路——他决定借用黑帮的势力。

莫斯科有个叫谢尔盖的黑帮老大,有部分中国血统,对中国人很友好,程亚力与他联系,在莫斯科郊外请他吃了顿饭,向他寻求帮助。

几瓶二锅头下肚后,谢尔盖答应了。

俄罗斯的黑帮,一般都和当地警方有极深的关系,谢尔盖也一样——7月底,抓捕小组得到匪首牛顿的线索后,找到谢尔盖,由他出面联系当地警方,将牛顿抓获。

由此,抓捕行动终于顺利展开,通过和谢尔盖合作,很快控制了大批劫匪,并交由俄罗斯警方关押。

8月30日,程亚力带人抓捕了劫匪里的“大哥大”苗炳林,这个人物太重要了,他急忙向专案组汇报此事。

公安部、铁道部与外交部紧急商量后,决定不通知俄警方,由程亚力将苗炳林等三名要犯直接秘密押解回国。

押解苗炳林回国不是个简单工作,如果对方反抗,被俄方发现,很容易引起外交纠纷,所以程亚力想了三个办法。

1 通过谈判,让苗炳林等三人分别写了自首书,表示愿意回国接受法律的审判。

2 做通苗炳林妻子的工作,让她发来一封电报,说苗炳林有精神病,拜托朋友将他带回国。

3 托人从北京带来六箱啤酒,打电话认识的莫斯科警察来火车站取,说是礼物,等莫斯科警察来取礼物时,和他们合影,并故意让苗炳林他们看到,暗示这是个官方行为,使他们失去反抗之心。

做足这些准备,苗炳林被有惊无险的押解回国——于此同时,外交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俄方同意与中国警方合作,抓捕在境内的犯罪嫌疑人,并引渡回中国。

1993年12月30日,朱兴金、赵金华、牛顿等其他主要嫌犯,被引渡回国,被分别关押在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和铁路公安局看守所,等待审判。

1994年12月7日,朱兴金、牛顿、赵金华、苗炳林等死刑犯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这时离1992年2月的第一起火车劫案,已经过了将近三年的时间——从此之后,这趟由北京开往莫斯科的K3列车,再没遭遇过抢劫事件。

苗炳林等人的死刑,让所有去俄罗斯做生意的倒爷都松了口气。

这帮人也不是本来都坏——这起火车劫案的匪徒中,除了朱兴金、苗炳林这些有案底的,还有一部分,原本就是些普通人。

这些人中有商人、留学生、高干子弟,他们中很多人甚至一开始是被强迫入伙的,但在作案过程中,他们表现出的残忍程度,一点不亚于其他匪徒。

在被捕后,这些人尤其后悔,甚至希望死刑并捐献器官,以减轻自己的罪孽。

人的好坏很难戒定,我看过一个法国人写的书,叫《乌合之众》。

“里面说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

“但不管本性怎样,只要做错了事,就需要付出代价。”--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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